Interview

與藝術結緣的新聞人──記高磊女士專訪
13 Apr 2015

與其他參加EMA課程的藝術管理同儕不同,來自上海《新聞晨報》的高磊似乎是一名行政行業的「邊緣人物」。機緣巧合又似冥冥之中,數年新聞行業的經歷使高磊嘗試了編輯、記者的雙重身份,最終紮根于「文化版」,長期跟進流行及古典音樂、舞蹈的報導。在成為一名「藝術記者」的同時,高磊也逐漸有了自己對藝術推廣與文化傳播方面獨到的見解。本期訪談,讓我們跟隨高磊從新聞人的角度看藝術。

高:高磊 劉:劉歷暘

劉:請簡單介紹一下《新聞晨報》以及您的工作內容?

高:《新聞晨報》是目前上海最受市民認可的報紙之一,它的定位是一檔綜合性都市報,同時也是上海日零售量最高、發行量最大的報刊雜誌之一,(發行量)達到60至70萬份每天。「關注天下大事,關心市民生活」是《新聞晨報》的特色,我們「追求最鮮活、最實用的新聞」。報紙報導的範圍涉及時政、經濟、文化、體育與本地、國際等十幾個領域。我是一名在「文化部」工作的記者,工作主要涉獵流行及古典音樂、舞蹈,2014年起擴展至電影報導,主要聚焦上海本地的影片。

劉:您在大學選擇了新聞專業,大部份記者會選擇時事類報導,是什麼使您成為了一名“文化版”的藝術記者?有怎樣的工作經歷呢?

高:其實是一種偶然吧(笑)。大學期間並沒有特別定位想要做文藝類報導,畢業後我在一家週刊任職,當時分為「新聞類」和「文化類」,開始有機會接觸一些「文化類」資訊(報導)。後來轉到日報工作,為了擴充「文化部」人手便開始將工作重心集中於文化方面。最初兩年是做編輯而非記者,工作內容主要是閱讀不同記者的稿件。對我來說這兩年是不可忽視的經驗積累,因為在閱讀稿件的過程中我開始通過看別人的「字」(行文)培養自己的思考和認識,能夠從「編輯」的視角審視「記者」採風(採訪)時應有的資訊篩選,也對讀者們的偏愛喜好與關注點有了一定瞭解。我為有這一段「編輯」的經歷而感到十分幸運,因為當我後來成為一名記者,相比較其他直接進入「記者」行業的同學,我更能瞭解編輯們在處理文字時所需要的資訊,也就能更好把握自己報導的定位。

劉:請問您在採訪的經歷中有什麼是最難忘的?

高:其實很難說出一個「最」難忘的經歷,因為每一次都與衆不同。如果說印象最深或者十分出乎意料的就是2005年柏林愛樂樂團首次到上海演出,當時的指揮是西蒙·拉特爾。因為是非常有名氣的樂團,儘管音樂會門票被抬得很高依舊售罄。我在《新聞晨報》的前期報導《拉特爾竟是「上海通」》中曾提到,拉特爾曾提起自己的父親在40年前住在上海的「和平飯店」。不料見報翌日就收到和平飯店的電話,委託《新聞晨報》聯繫拉特爾,促成「圓夢之行」。後來我通過主辦方東方藝術中心輾轉聯繫到了拉特爾,那是(那時)剛剛結束在東藝「柏林愛樂樂團上海音樂廳」的第一天演出,結果出乎意料的,拉特爾當即決定第二天前往和平飯店一遊。這個經歷特別難忘,暫不論後來隨行報導中當我看到拉特爾滲入言行的「中國情節」時的那種驚訝,那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原來「記者」這個工作有時候包含了一種「人情味兒」,可以是一段歷史、一段情節的見證者。同時也讓我感受到,作為記者,報導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使外界作出的改變或回應可能都超出我們的想像,因此在文字處理和資訊篩選的時候,要儘可能保留細節,使內容更豐富。

劉:看過您之前寫的報導,不論是「柏林愛樂的上海之行」,亦或是「135歲上交專題」,都反映了上海的文化生態。那麼您認為上海在文化環境和藝術管理方面哪些方面比較先進,哪些方面有待發展?

高:首先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的文化市場而言,個人認為上海有比較成熟的市場,既有理性的消費者,也有願意買單的消費者(而不是贈票或內部票),藝術機構或團體可以依靠票房收入,並且也基本形成了這樣一種穩定的生態。除此之外,有越來越多的劇場成立,並且有各自明確的定位,比如上海文化廣場主要聚焦在音樂劇演出方面。隨著這些定位的明確,而不再像以前致力於「綜合性劇院」,我想可能整個文化生態會更加完善,因為當從「泛」走向「精」,每個劇場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可以有針對性的邀請相關大家或未來新秀,培養針對性的觀眾群,這對於上海文化環境是一種積極影響。至於有待發展的方面,個人認為主要是「藝術教育」方面。比如藝術教育是否需要分年齡或層次?海外的很多藝術教育活動會將「幼兒」與「成人」區分為不同受眾群體,即使是給小孩子做的節目亦會有不同層次的區分。怎樣使藝術教育更widely,我認為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劉:您認為「報紙」作為傳播媒介在藝術推廣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高:以前我們的角色就是報導、傳播,有時介紹一些藝術活動,目的是讓讀者知道有這樣的演出。但是隨著演出的互動性越來越高,我認為媒體本身也可以更主動地和藝術教育相關內容結合。比如《新聞晨報》文化部與上海城市劇院聯合主辦了一個「藝術課堂」,不僅是活動本身的教育性,報紙版面上也會定期或不定期傳播「藝術課堂」的內容,更大程度上擴大了這個活動的影響面。另外,儘管我們是「報社」,其實網絡也是我們現在關注的一種媒介。以「微信」為例,我們設有自己的公眾號,並且擁有30﹣40萬的粉絲數量,我們會在上面做一些推廣或推薦。媒體公眾號使藝術相關的信息更易於擴散傳播,有助於吸引更多觀眾。這就不止於「傳播資訊」,而使報紙作為一種藝術教育或文化普及的「催化劑」,使藝術教育更加accessible。

劉:有一種說法稱現在報紙的“文化版“已經越來越罕見,取而代之的是“娛樂版”,而娛樂圈則取代了“藝術”,娛記數量遠超過藝術記者。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高:我覺得未必,因為現在的媒體生態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讀者並不會期望在「報紙」上閱讀「娛樂」的相關內容,因為像剛才所說,如今網絡已經非常發達了,電話也好電腦也好,讀者每天可以從不同媒體管道update與娛樂相關的任何消息,那麼我認為其實這反而給「報紙」更多的空間去報導「文化」的相關資訊。因為我可以捨棄重複的娛樂資訊,而更關注于如何把文化的選題做的更有深度和廣度,我提供的哪些資訊是大家在網絡上看不到或者並不關注的。所以我並不認為數量能夠說明問題,畢竟現在的娛記大部份效力於新媒體,尤其是很多視頻網站。在娛樂事件更新方面他們的確更在行,但相比較之下,「文化」或「藝術」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去跟進、調查、訪談和思考,這更適合於報紙這種有一定延時性的媒介。

劉:參加EMA課程,您的初衷是什麼?

高:其實第一天看到同學們的簡歷我的確嚇了一跳,心想「我是一個異類」。其實我參加EMA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我不想侷限於上海本地,而希望以我身邊這些同儕為一個媒介,去瞭解他們所在社會背景下的文化生態,包括香港、澳門、新加坡,乃至西方國家。這可以豐富我對文化藝術機構的進一步瞭解,也思考上海可以學習借鑑的方面。我相信這對於「記者」的工作也是有利的。第二,是分享公共政策對於當地藝術發展的影響,因為這個比較有地域性,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瞭解在上海文化政策對於藝術文化發展的影響,我的同學們也更瞭解自己本地的情況,藉由此機會我可以更瞭解各地區的現狀,也可以讓大家更瞭解上海,或者大陸的生態環境;第三算是我自己的「小心思」吧。其實我有一個小女兒,作為一個「媽媽」,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大陸專門針對小朋友的藝術教育沒有那麼到位,大部份音樂表演的受眾觀眾群定位是成人,對於孩子的音樂教育大多停留於「學習」樂器。但是我認為培養欣賞水準和審美能力其實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雙懂得聆聽的「耳朵」並不亞於一門掌握的「技術」。像我知道香港小交響樂團就有很多類似的活動。所以我想瞭解其他地區在針對青少年的藝術教育方面有怎樣的行動。歸根結底希望能夠和其他地區有這麼一個分享,以及互相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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