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藝文界「天團」之一──「雲門舞集」，在 2013 年正值成立四十週年，並 舉行了一連串的慶祝和巡演活動。如果你在台灣曾經有看過「雲門」的大型演出，一定會發現一群笑容親切又有禮貌,而且全心全意、非常賣力地在前台服務觀眾，又或者在戶外演出時，協助觀眾秩序等等的「非雲門」職員。這些得力助手就是雲門「志工」，也就是香港人所謂的「義工」(Volunteer)。

志工文化在台灣不單十分普遍，更是藝文界的「重要人力資源」，品牌的「最佳代言人」。但究竟台灣的藝文團體是如何招攬、培養和訓練他們呢？回過頭來，藝文志工在香港的流行程度，好像沒有台灣的火紅。若再深入地探討與思考兩者的在地發展情況，台灣的志工文化對於香港的藝文界，究竟有何啟示？

筆者有幸，跟剛在去年（2013）八月新上場的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盧健英主任，進行了有關「志工文化」的訪談。也許香港藝文工作者，可以藉著來自台灣資深文化藝術人的眼光與回應，踏入另一片新天地。

（**感謝「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是次專訪之所有照片**）

盧：盧健英主任 筆：筆者（黃頌茹）

筆：過去「台灣月」在香港舉行時，好像都沒有刻意去培訓香港志工，也沒有特意找藝文志工來協助活動的進行。究竟為何要在 2013 年的「野台灣」演出節目中，特意進行培訓和執行上述的活動？用意何在？

盧：臨時奉命接掌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首當其衝就是執行已經規畫好的「台灣月」，簡單來講，就是在兩個禮拜之內，有十個團隊來到香港演出，這些都是台灣很重要的表演團隊，例如有雲門 2、朱宗慶打擊樂團、九天民俗技藝團......我問自己：「只有光華能請他們來香港嗎？不會的，對不對？其實很多團隊都已經來過香港。那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邀請這些團隊來的『目的』是什麼？」這是我給自己的提問。

我思考這次「台灣月」的設計，最重要的舞台就是位於香港文化中心廣場上的戶外舞台，並且在宣傳上強調 「野台」，「野」字有很多涵意。其中之一是說：「人人都可以看表演」，另一個意思是說表演和「民間」的關係。

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隊，主要有兩個特色：一個是他們在創團時，是從野台開始的，例如朱宗慶打擊樂團就是從廟口開始。另外紙風車兒童劇團，最近幾年都有大量的戶外演出。還有雲門舞集，已經是國際大團，但連續 18 年每年都要在台灣四個城市做戶外演出。

台灣的演藝團隊在創立之初，第一，可能是剛起步，沒有很多觀眾，所以要跑到戶外找觀眾。第二，他們覺得演出就是要為「人」而演的，而不僅是為了買得起票的人，或者是看得懂舞蹈的人而演。例如，雲門舞集在創團時，是台灣還沒有現代舞的觀眾時；朱宗慶老師在創團時，也不知道打擊樂的觀眾在哪裡。所以他們都不是因為看見了市場而成立團隊的。

後來有一位香港劇場界的朋友對我說:「你知道台灣月做的是香港不敢做的事。」，我問為什麼？他說：「香港從未想過要在露天廣場蓋一個專業大舞台，不是技術上不能，而是香港到處有劇場，而戶外演出通常不意味著『認真』(Serious)的專業演出。你要有心理準備，尖沙嘴處是遊客，和台灣戶外演出時專程前往的觀眾內涵是不同的，他們會來來去去，會拍照，會講電話，你不能用台灣經驗想像香港的戶外演出。」

在台灣，民眾是專程約了朋友或者帶著家人，很早就排好去看戶外演出的時間，所以觀眾對於看表演的行為是不一樣的。他講的很有道理，我不能把台灣經驗套到香港。於是我恍然大悟，重點不是搭蓋戶外舞台，也不是台上的表演，而是如何把香港朋友感受到的台灣「人文精神」或者說「人情味」透過這個舞台空間表現出來。

野台意思是讓「人人都有機會看表演」，這個「人人」指的並不是只有消費得起的人，也不只是受過教育的人，或者說只有住在都市裡的人，而住在天水圍的人就沒有機會看。我覺得台灣，包括民間以及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希望表演是可以打破各種 Boundary（界線）。Boundary 是包括經濟能力、知識能力跟地區的能力。曾有一位在台灣的藝術行政經理這樣對我說：「我們不是你不想看就不給你看，而是就算不想看我們還是會給你看，希望你能夠在看過之後再決定你要不要看。」

表演是個人的行業，這個行業的成敗包括台上台下，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覺得這就是台灣人文精神養成的溫床之一， 因為透過秩序井然的戶外演出，我們養成公民行為。大家共同維護高品質的欣賞環境，這是「人人參與」的結果，並且因為「同在一起」，這就漸漸形成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記憶」，一個習俗，一個傳統。這時候舞台上演什麼都已經不重要了，就算下雨，大家也會陪著看完表演，整場黃色的雨衣觀眾常常更讓台上演出的藝術家們更為投入。

這樣的思考就回答了我剛剛的問題：「台灣月要透過戶外演出展現人文精神，分享藝術生活。」但接踵而來的是第二個問題，也更具挑戰性的，我是要移植「台灣經驗」？還是創造「香港經驗」？

在台灣的戶外演出經驗中，很少有工作人員舉牌在旁邊說：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的，而現場的演出有很多志工擔任維持秩序與協助觀眾的角色。但我後來又發現，香港過去從未有表演藝術的志工，於是我開辦了一次志工工作坊（Workshop）。因為我認為，志工的參與才是台灣月的成功關鍵，原因是我希望台灣月，是有香港觀眾的參與，「參與」不是指只來當觀眾，參與是指他們會參與在「裡面」，參與創造「他們想要」的香港經驗。

香港當然有志工文化，不過大部份是參與是在社會福利、慈善方面的，由於歷史的養成，表演藝術在香港社會裡比較是屬於「社交性的」活動。而這正是港台文化的差異之處，一個社會對「美」的需求其實是不分階層的，甚且是人人都有可接觸（Access）的權利。我從這個角度去分享志工課程，共有 28 位香港朋友，另外有 2 位是來自澳門的朋友來參加，這是我在台灣月中最大的收穫，有他們的參與，讓整個台灣月變成「完美」，也因為有他們，讓我覺得台灣月是一個在香港生根的活動，不止於把台灣的節目輸出，更是跟香港的觀眾、社會產出一種聯繫的力量。

我觀察這次台灣月的六場戶外演出的觀眾，第一場確實是比較多遊客。如何去分辨遊客跟本地居民呢？開演時間是下午六點半，五點半開放入場，如果是路過的遊客通常不會先搶位置，只有本地居民可能因為從媒體報導得知而專程前來。第一場可能不到五十人是專程來的。第一天是朱宗慶打擊樂團，敲鑼打鼓好熱鬧的，全場大爆滿。演出結束後有觀眾問我:「明天還有嗎？」我說：「有，但明天跟今天的節目是不一樣的......」我聽到觀眾裡有人說:「這麼好的節目，都不用錢啊！？」

到了第二天，一開場我就發現，大概就有七十多人先來佔了「搖滾區」。隔一星期，紙風車兒童劇團演出，一開演就已經有 100 多將近 200 人了。到了雲門 2 的時候，前面重要的位置大家都坐滿了，可是那天天氣特別不好，開演之後突然間就下大雨，這就讓我憂心忡忡，第一，下雨的話，萬一舞台濕了就不能繼續跳，因為對舞者太危險；第二，擔心觀眾會因此跑掉。可是我沒想到，一陣間觀眾站了起來，穿上我們發的雨衣之後又坐下來了，我內心歡呼。其實香港社會是有這樣「同在一起看表演」的文化需求，空間也可以因為人的設計與參與而重新被定義，空間就是人與人相處的地方。這個時候誰在乎看不看得懂現代舞呀？

筆：所以光華培訓志工，除了是因為野台灣還有其他可以參與的活動嗎？

盧：對我們來說，志工就是我們的朋友，因為現在有「臉書」（Facebook），就可以在這平台上開一個群組繼續密集的來往。由於我們的活動沒有一般的機構多，所以就利用網路平台跟他們保持聯繫和關係。最近，我們有將近千本的圖書需要建檔，於是也邀請一兩位志工過來幫忙。對光華來講，不會只為了表演藝術來培養志工，培養志工應該是要建立一個長期的伙伴關係。

筆：其實志工們是否也有表演藝術的背景嗎？

盧：除了幾位來自西九和演藝學院的，其他全部都沒有呀，所以真的很難得。所以表演從來都不只是台上的事情，「或許若干年後，他們就成為文化人了。」剛才這一句話，其實不是我說的，是台灣有一套紀錄片，拍攝「優人神鼓」最近幾年去了台中一所監獄做演出時，那裡的典獄長說的。拍紀錄片的人就問典獄長為何要把「優人」請來？典獄長就說：「或許有一天他們（囚犯）會成為文化人。」

筆：那所以盧主任您覺得那些志工對於您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您覺得志工對於香港的藝文機構、組織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財產嗎？您覺得那些志工，您有看到或知道，他們已經有繼續在幫忙藝文機構嗎？

盧：我覺得當他們還沒擁有之前，這不算是他們的財產。每一個團隊養出來的志工文化都不一樣。在台灣，博物館有其志工，圖書館也有，每一種志工自身所發展出來的文化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台灣的志工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就以西九龍為例，他未來需不需要志工？需要他們來做什麼？是機構自身需要自己問自己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也沒有辦法從「功利」，或者是「數據化」去思考。要培育志工是因為看到了社會的需求，而不是看到 Cost Down（降低成本）的機會。

筆：其實主任您也來了香港半年，也從「野台灣」的活動中看到香港的藝文生態、志工或者是本土的文化。請問您對於台灣和香港的藝文志工文化，有何觀感？有察覺到什麼差異存在嗎？

盧：制度上面我真的不熟悉，但我知道好像香港的博物館是有志工的。而台灣方面，其實在不同的社區場館，都有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想去參觀香港的郊野公園，又或者是去香港的一些老建築、老街道繞一圈，會有志工協助、導覽嗎？在台灣是蠻常見，好像是陽明山的某某步道，在禮拜六、日就會有一些 Tour（遊覽團），也是當地人或者是對文史有興趣的人去當志工，政府或相關機構則會提供學習或一些有認證的培訓課程。而最著名的就是故宮了，要當上故宮的志工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除了要上課，還要考試，所以他們是挺專業的。

筆：為什麼他們要去付錢上課，還去考試呢？而且參與的人數不少，究竟原因在哪裡？

盧：究竟原因在哪裡......所以還是要回歸到「高度認同」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某一個程度上台灣有一些人對於土地是關心的，他們對於自己的地方是關心的。另一方面，可能那一群人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就是並不介意去付出，對於他們來說，根本就是一件太 Happy（開心）的事情了！能有在故宮裡面工作的機會，那不是太高興的事情嗎？通過一關一關的考試，再加上是專家級的師資來上課，然後你們看不到的展品，我都有機會看得到，於是他們沒有覺得當志工是一種付出。

筆：就上述的回應，請問您認為現今在香港推動藝文志工文化可行（Possibility）程度，如果可行度最高是 10 分，最低是 1 分，您會給多少分？為什麼？

盧：我覺得任何時候都是 10 分呀，Possibility 永遠都存在的，你不做永遠都沒有。如果政府覺得沒有志工也可以 Operate（操作、執行）得很好，那就 OK 啦，可以不要有志工。但這個問題的成立應該是，你們認為它的「必要性」是什麼？

筆：是不是志工確實很需要幫助發展這種文化藝術？

盧：對呀。對我來講，我相信台灣也是如此。我自己看待「志工」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們是在幫助我們。表演藝術的功能，並不是只為了台下的 100 位、 1000 位、或者是 2000 位觀眾而已。也就是說，不是為了服務那些現場的觀眾，而是為了文化的本質。只要你問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你就會有很多適當的答案。

筆：從剛才的分享，我們看到一個更清晰具體的畫面：願意成為一位藝文志工，是憑著一股對文化藝術的熱情，對藝術組織的敬仰與崇拜，於是無償協助組織的演出工作等等。他們對於組織的真心和誠意，確實是「毋庸置疑」。不過，您覺得藝術組織該如何向志工們表達組織的謝意，以致他們願意持續投入當中，參與和協助組織的活動呢？

盧：不是崇拜啦，是認同，認同。台灣人很愛講「感恩」、「感謝」，表達感謝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感恩、感謝是一定會有 Compensation（報酬），但跟物質的報酬不太一樣。我以這一次野台灣來說好了，其實我們都期待每一個團隊和志工都是一個「共同體」。所以，從他們來參加工作坊的時候，我們就要讓他們進入到那個情境裡。在整個過程中，讓他們覺得我們都是同一個團隊的。因為你有參加過「雲門」志工，所以我覺得他們也一定會有這個過程，讓你覺得：嘩！我現在就是雲門志工，今天在台中執行這個職務，絕對不可以讓雲門丟臉。所以，他們是共同經歷過一個美好的經驗，一個共同的回憶。

筆：這是否代表在您的心中，讓志工們覺得是跟組織「共生」比感謝他們更重要呢？

盧：當然是，你要讓他對你有認同感，這是要經營的，並不是做一次就「再見」了，也不是「台灣月」已經結束，你還過來幹嗎？要讓他們有機會感受到 Family 的感覺，一種團隊的氛圍，因此每個機構發展出來的志工文化都會不一樣。

筆：很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謝盧健英主任接受是次訪問！辛苦您了，謝謝！

續集：志工文化專訪（二）將有四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藝文志工分享經驗，當中包括兩位曾在「雲門舞集」當行政實習生和志工的香港人；也有來自「西九」的員工和飄洋過海來香港念書的台灣學生。

筆：過去「台灣月」在香港舉行時，好像都沒有刻意去培訓香港志工，也沒有特意找藝文志工來協助活動的進行。究竟為何要在 2013 年的「野台灣」演出節目中，特意進行培訓和執行上述的活動？用意何在？

盧：臨時奉命接掌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首當其衝就是執行已經規畫好的「台灣月」，簡單來講，就是在兩個禮拜之內，有十個團隊來到香港演出，這些都是台灣很重要的表演團隊，例如有雲門 2、朱宗慶打擊樂團、九天民俗技藝團......我問自己：「只有光華能請他們來香港嗎？不會的，對不對？其實很多團隊都已經來過香港。那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邀請這些團隊來的『目的』是什麼？」這是我給自己的提問。

我思考這次「台灣月」的設計，最重要的舞台就是位於香港文化中心廣場上的戶外舞台，並且在宣傳上強調 「野台」，「野」字有很多涵意。其中之一是說：「人人都可以看表演」，另一個意思是說表演和「民間」的關係。

台灣的表演藝術團隊，主要有兩個特色：一個是他們在創團時，是從野台開始的，例如朱宗慶打擊樂團就是從廟口開始。另外紙風車兒童劇團，最近幾年都有大量的戶外演出。還有雲門舞集，已經是國際大團，但連續 18 年每年都要在台灣四個城市做戶外演出。

台灣的演藝團隊在創立之初，第一，可能是剛起步，沒有很多觀眾，所以要跑到戶外找觀眾。第二，他們覺得演出就是要為「人」而演的，而不僅是為了買得起票的人，或者是看得懂舞蹈的人而演。例如，雲門舞集在創團時，是台灣還沒有現代舞的觀眾時；朱宗慶老師在創團時，也不知道打擊樂的觀眾在哪裡。所以他們都不是因為看見了市場而成立團隊的。

後來有一位香港劇場界的朋友對我說:「你知道台灣月做的是香港不敢做的事。」，我問為什麼？他說：「香港從未想過要在露天廣場蓋一個專業大舞台，不是技術上不能，而是香港到處有劇場，而戶外演出通常不意味著『認真』(Serious)的專業演出。你要有心理準備，尖沙嘴處是遊客，和台灣戶外演出時專程前往的觀眾內涵是不同的，他們會來來去去，會拍照，會講電話，你不能用台灣經驗想像香港的戶外演出。」

在台灣，民眾是專程約了朋友或者帶著家人，很早就排好去看戶外演出的時間，所以觀眾對於看表演的行為是不一樣的。他講的很有道理，我不能把台灣經驗套到香港。於是我恍然大悟，重點不是搭蓋戶外舞台，也不是台上的表演，而是如何把香港朋友感受到的台灣「人文精神」或者說「人情味」透過這個舞台空間表現出來。

野台意思是讓「人人都有機會看表演」，這個「人人」指的並不是只有消費得起的人，也不只是受過教育的人，或者說只有住在都市裡的人，而住在天水圍的人就沒有機會看。我覺得台灣，包括民間以及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希望表演是可以打破各種 Boundary（界線）。Boundary 是包括經濟能力、知識能力跟地區的能力。曾有一位在台灣的藝術行政經理這樣對我說：「我們不是你不想看就不給你看，而是就算不想看我們還是會給你看，希望你能夠在看過之後再決定你要不要看。」

表演是個人的行業，這個行業的成敗包括台上台下，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覺得這就是台灣人文精神養成的溫床之一， 因為透過秩序井然的戶外演出，我們養成公民行為。大家共同維護高品質的欣賞環境，這是「人人參與」的結果，並且因為「同在一起」，這就漸漸形成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記憶」，一個習俗，一個傳統。這時候舞台上演什麼都已經不重要了，就算下雨，大家也會陪著看完表演，整場黃色的雨衣觀眾常常更讓台上演出的藝術家們更為投入。

這樣的思考就回答了我剛剛的問題：「台灣月要透過戶外演出展現人文精神，分享藝術生活。」但接踵而來的是第二個問題，也更具挑戰性的，我是要移植「台灣經驗」？還是創造「香港經驗」？

在台灣的戶外演出經驗中，很少有工作人員舉牌在旁邊說：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的，而現場的演出有很多志工擔任維持秩序與協助觀眾的角色。但我後來又發現，香港過去從未有表演藝術的志工，於是我開辦了一次志工工作坊（Workshop）。因為我認為，志工的參與才是台灣月的成功關鍵，原因是我希望台灣月，是有香港觀眾的參與，「參與」不是指只來當觀眾，參與是指他們會參與在「裡面」，參與創造「他們想要」的香港經驗。

香港當然有志工文化，不過大部份是參與是在社會福利、慈善方面的，由於歷史的養成，表演藝術在香港社會裡比較是屬於「社交性的」活動。而這正是港台文化的差異之處，一個社會對「美」的需求其實是不分階層的，甚且是人人都有可接觸（Access）的權利。我從這個角度去分享志工課程，共有 28 位香港朋友，另外有 2 位是來自澳門的朋友來參加，這是我在台灣月中最大的收穫，有他們的參與，讓整個台灣月變成「完美」，也因為有他們，讓我覺得台灣月是一個在香港生根的活動，不止於把台灣的節目輸出，更是跟香港的觀眾、社會產出一種聯繫的力量。

我觀察這次台灣月的六場戶外演出的觀眾，第一場確實是比較多遊客。如何去分辨遊客跟本地居民呢？開演時間是下午六點半，五點半開放入場，如果是路過的遊客通常不會先搶位置，只有本地居民可能因為從媒體報導得知而專程前來。第一場可能不到五十人是專程來的。第一天是朱宗慶打擊樂團，敲鑼打鼓好熱鬧的，全場大爆滿。演出結束後有觀眾問我:「明天還有嗎？」我說：「有，但明天跟今天的節目是不一樣的......」我聽到觀眾裡有人說:「這麼好的節目，都不用錢啊！？」

到了第二天，一開場我就發現，大概就有七十多人先來佔了「搖滾區」。隔一星期，紙風車兒童劇團演出，一開演就已經有 100 多將近 200 人了。到了雲門 2 的時候，前面重要的位置大家都坐滿了，可是那天天氣特別不好，開演之後突然間就下大雨，這就讓我憂心忡忡，第一，下雨的話，萬一舞台濕了就不能繼續跳，因為對舞者太危險；第二，擔心觀眾會因此跑掉。可是我沒想到，一陣間觀眾站了起來，穿上我們發的雨衣之後又坐下來了，我內心歡呼。其實香港社會是有這樣「同在一起看表演」的文化需求，空間也可以因為人的設計與參與而重新被定義，空間就是人與人相處的地方。這個時候誰在乎看不看得懂現代舞呀？

筆：所以光華培訓志工，除了是因為野台灣還有其他可以參與的活動嗎？

盧：對我們來說，志工就是我們的朋友，因為現在有「臉書」（Facebook），就可以在這平台上開一個群組繼續密集的來往。由於我們的活動沒有一般的機構多，所以就利用網路平台跟他們保持聯繫和關係。最近，我們有將近千本的圖書需要建檔，於是也邀請一兩位志工過來幫忙。對光華來講，不會只為了表演藝術來培養志工，培養志工應該是要建立一個長期的伙伴關係。

筆：其實志工們是否也有表演藝術的背景嗎？    

盧：除了幾位來自西九和演藝學院的，其他全部都沒有呀，所以真的很難得。所以表演從來都不只是台上的事情，「或許若干年後，他們就成為文化人了。」剛才這一句話，其實不是我說的，是台灣有一套紀錄片，拍攝「優人神鼓」最近幾年去了台中一所監獄做演出時，那裡的典獄長說的。拍紀錄片的人就問典獄長為何要把「優人」請來？典獄長就說：「或許有一天他們（囚犯）會成為文化人。」

筆：那所以盧主任您覺得那些志工對於您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個資源，您覺得志工對於香港的藝文機構、組織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財產嗎？您覺得那些志工，您有看到或知道，他們已經有繼續在幫忙藝文機構嗎？

盧：我覺得當他們還沒擁有之前，這不算是他們的財產。每一個團隊養出來的志工文化都不一樣。在台灣，博物館有其志工，圖書館也有，每一種志工自身所發展出來的文化都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台灣的志工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就以西九龍為例，他未來需不需要志工？需要他們來做什麼？是機構自身需要自己問自己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也沒有辦法從「功利」，或者是「數據化」去思考。要培育志工是因為看到了社會的需求，而不是看到 Cost Down（降低成本）的機會。

筆：其實主任您也來了香港半年，也從「野台灣」的活動中看到香港的藝文生態、志工或者是本土的文化。請問您對於台灣和香港的藝文志工文化，有何觀感？有察覺到什麼差異存在嗎？

盧：制度上面我真的不熟悉，但我知道好像香港的博物館是有志工的。而台灣方面，其實在不同的社區場館，都有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想去參觀香港的郊野公園，又或者是去香港的一些老建築、老街道繞一圈，會有志工協助、導覽嗎？在台灣是蠻常見，好像是陽明山的某某步道，在禮拜六、日就會有一些 Tour（遊覽團），也是當地人或者是對文史有興趣的人去當志工，政府或相關機構則會提供學習或一些有認證的培訓課程。而最著名的就是故宮了，要當上故宮的志工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除了要上課，還要考試，所以他們是挺專業的。

筆：為什麼他們要去付錢上課，還去考試呢？而且參與的人數不少，究竟原因在哪裡？

盧：究竟原因在哪裡......所以還是要回歸到「高度認同」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某一個程度上台灣有一些人對於土地是關心的，他們對於自己的地方是關心的。另一方面，可能那一群人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就是並不介意去付出，對於他們來說，根本就是一件太 Happy（開心）的事情了！能有在故宮裡面工作的機會，那不是太高興的事情嗎？通過一關一關的考試，再加上是專家級的師資來上課，然後你們看不到的展品，我都有機會看得到，於是他們沒有覺得當志工是一種付出。

筆：就上述的回應，請問您認為現今在香港推動藝文志工文化可行（Possibility）程度，如果可行度最高是 10 分，最低是 1 分，您會給多少分？為什麼？

盧：我覺得任何時候都是 10 分呀，Possibility 永遠都存在的，你不做永遠都沒有。如果政府覺得沒有志工也可以 Operate（操作、執行）得很好，那就 OK 啦，可以不要有志工。但這個問題的成立應該是，你們認為它的「必要性」是什麼？

筆：是不是志工確實很需要幫助發展這種文化藝術？

盧：對呀。對我來講，我相信台灣也是如此。我自己看待「志工」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們是在幫助我們。表演藝術的功能，並不是只為了台下的 100 位、 1000 位、或者是 2000 位觀眾而已。也就是說，不是為了服務那些現場的觀眾，而是為了文化的本質。只要你問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你就會有很多適當的答案。

筆：從剛才的分享，我們看到一個更清晰具體的畫面：願意成為一位藝文志工，是憑著一股對文化藝術的熱情，對藝術組織的敬仰與崇拜，於是無償協助組織的演出工作等等。他們對於組織的真心和誠意，確實是「毋庸置疑」。不過，您覺得藝術組織該如何向志工們表達組織的謝意，以致他們願意持續投入當中，參與和協助組織的活動呢？

盧：不是崇拜啦，是認同，認同。台灣人很愛講「感恩」、「感謝」，表達感謝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感恩、感謝是一定會有 Compensation（報酬），但跟物質的報酬不太一樣。我以這一次野台灣來說好了，其實我們都期待每一個團隊和志工都是一個「共同體」。所以，從他們來參加工作坊的時候，我們就要讓他們進入到那個情境裡。在整個過程中，讓他們覺得我們都是同一個團隊的。因為你有參加過「雲門」志工，所以我覺得他們也一定會有這個過程，讓你覺得：嘩！我現在就是雲門志工，今天在台中執行這個職務，絕對不可以讓雲門丟臉。所以，他們是共同經歷過一個美好的經驗，一個共同的回憶。

筆：這是否代表在您的心中，讓志工們覺得是跟組織「共生」比感謝他們更重要呢？

盧：當然是，你要讓他對你有認同感，這是要經營的，並不是做一次就「再見」了，也不是「台灣月」已經結束，你還過來幹嗎？要讓他們有機會感受到 Family 的感覺，一種團隊的氛圍，因此每個機構發展出來的志工文化都會不一樣。

筆：很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謝盧健英主任接受是次訪問！辛苦您了，謝謝！

續集：志工文化專訪（二）將有四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藝文志工分享經驗，當中包括兩位曾在「雲門舞集」當行政實習生和志工的香港人；也有來自「西九」的員工和飄洋過海來香港念書的台灣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