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老師網誌

故人對藝術生態環境的影響
04 Feb 2014

前一陣子兩位我敬重的丶對本港藝術發展有貢獻的人士離世,哀悼之餘,想起一些他們的往事,並不是媒體有興趣的大事。而是個人所知他們對藝術生態環境的一些看法或影響,對我印象深刻,所以籍此分享。

他們是邵逸夫爵士和何偉龍先生。邵逸夫爵士曾經是我老闆。因為他曾出任藝術節主席十五年(1975-1989)。 我1988年獲聘任為藝術節總經理,有機會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一年多,獲益良多。何偉龍先生我只屬於他的觀眾、藝術界的同行!

Sir Run Run(藝術節的前同事都這樣稱呼邵逸夫爵士) 對藝術節的「機構文化」有很多的影響,個人印象特別深的是他早年樹立了「董事局購票看演出」的傳統。我認為這是一件在中國人社會很了不起的行為。在他作為董事會主席以身作則的領導下,董事們都習慣自己花錢買票出席藝術節演出,只有開幕演出屬例外,所有董事獲得贈票出席。少數演出場地有不對外公開售票的貴賓包廂, 包廂的座位由總經理分配給對該演出有興趣的董事。結果藝術節可以把贈票的數目控制到很低。

藝術節很多節目很受歡迎,可以想像必然有達官貴人、皇親國戚用各種方法嘗試要求贈票。 其他藝術機構CEO 碰到這種情況往往左右為難。當年我只要告訴他們董事局主席也買票,對方馬上不好意思「知難而退」。 因為有這個政策,當年的政府官員、駐港領事、藝術節大小委員會委員除非得到藝術節邀請,否則出席藝術節都會付費。辦公室只協助他們購買較好的座位。Sir Run Run 無私的做法不知道替藝術節省了多少錢,促進廉潔的文化,也減少了「順得哥情失嫂意」的情況!

但另一方面,Sir Run Run 又會自掏腰包請客, 某些他喜歡的節目會購票邀請很多朋友和官員觀賞。藝術節當年也有政策「購票」邀請一些特定的人物出席個別演出、或在某些重要場合(開幕、閉幕演出等)邀請賓客,保持藝術節與持分者的良好關係,所以藝術節並不是「不近人情」,只是出席的嘉賓都很清楚他們「被邀請」。

誠然,Sir Run Run 的財力及香港藝術節的品牌與大部分文化藝術機構不同,但個人認為嚴格控制贈票做法很值得借鑒。座位和門票都是珍貴資源,贈票導致收入滅少,因此屬於隱蔽支出。每場假設有三十張贈票, 每張是五百元的座位,那等如一萬五千元支出。當然每個活動有一定數目的贈票是必需的。例如要提供予藝評人、資助機構委員及評審、贊助商(可以視為贊助支出),但必須嚴加控制,有清晰的指引那些貴賓適用、批核程式等。有的藝術機構只提供一張贈票給藝評人和資助機構的評審,因為他們的出席屬於工作而非社交,個人也認同這個觀點。我認為Sir Run Run 請客的做法也可以給我們啟示:藝術機構一方面把可以每場發放贈票的VIP 減到最低,但於重要的活動可以廣為邀請賓客, 關鍵是化被動為主動。

與 Sir Run Run 同一天辭世的的何偉龍先生,畢生奉獻戲劇,栽培無數戲劇人才。一月廿四日參加他的「守靈逾越聖祭」和追悼儀式,教堂數百座位席無虛設。劇壇老中青總動員,可見他受尊重的程度。我曾多次欣賞灣仔劇團及現時團劇團的演出,很佩服團員的投入及團隊精神,也知道何先生事事親力親為,非常辛苦。但能終生追求自已的至愛戲劇,桃梨滿門可謂無憾!

個人與何先生並不算熟悉,只曾在會議的場合與他有數面之緣,知道他為人爽朗,是「性情中人」。印象很深刻是數年前政府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簡介會的場景,當時我詢問研究計劃是否可獲得資助(我當時未加入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解釋不屬資助範圍。何偉龍是我之後的發問人,在他提問之前,馬上表示研究計劃對於藝術生態環境發展重要,值得資助。我當時很感激他仗義表態,也為他關注藝術生態發展留下深刻印象!太多藝術人員只是關心藝術「活動/製作」獲得多少資助,忽略相關的配套(調研、評論、資料整存等),這是香港藝術活動難以深化和建立更大市場的原因之一。何先生確是有全域視野的有心人!

悼念之餘,相信他們兩位的理念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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