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錯過了香港話劇團演出莊梅岩的《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50周年校慶活動之一，感謝話劇團安排我最後看了！編導演俱佳。引起我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我的二度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學士主修音樂和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為我提供了什麼樣的學習環境？二是教育理想是什麼？

先嘗試回應第一個問題。當年在中大作為音樂系學生很引以為傲的是我們是一個很小的系，四年的學生（我有幸是「古代」的四年制）加起來只有大概半百人，還有專屬的音像圖書館。導致我們師生關係非常密切，學習條件很好、學習氣氛也很濃厚。因為音樂教育師徒學習特別重要，畢業後我一直建議修讀音樂的學生去師資好、規模小的音樂院系。 

我上大學的時候剛好趕上四人幫倒臺前的時期，大學內國粹派和非國粹派針峰相對，在學生會的會議和各種論壇通宵達旦的辯論國事港事。 我在大學生涯的首兩年相當積極參與學生事務，擔任音樂系會會長兩年，又有一段短時間被師兄拉去做大學學生會的幹事。參與各種會議論辯和籌辦活動給我寶貴的溝通、組織管理的磨練。三四年級我意識到要在畢業前好好利用音樂系的資源認識音樂作品，大部分的假期都留在學校的音像圖書館和琴房學習。

我在中文大學的學習經歷加上在大學組織活動的經驗，很好的裝備我其後的專業發展，讓我很清楚選擇從事藝術管理的人生路向，所以畢業時當我的第一志願到倫敦城市大學進修藝術管理無法達到（他們要求學生最少有兩年的工作經驗）時，我考入政府的音樂事務處從事音樂推廣的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除了專業的學習之外，中文大學在我的成長道路上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學習環境，讓我學習和體驗「個人選擇」。這個環境包括提供選擇的條件、空間和意識。選擇的條件包括設備優良的圖書館、運動場、各種學生會屬會的活動，還有像音樂系這些人數少、費用高的學科；選擇的空間包括宿舍生活、寒暑假期等；選擇的意識範圍更廣，具體如課程學分的選修，較抽象的包括推崇多元自由的氛圍，讓學生可以追尋夢想、挑戰傳統和社會主流思想， 只要是合法的、不影響別人的都容許，並理解選擇的代價要自己承擔。無論學生選擇追求高GPA、二人世界、全身奉獻學運社運，老師都不會干預（即使師生關係很緊密）。至於畢業後你是否貫徹大學時的理想， 是否敢於繼續「另類」，更加屬於「個人選擇」。我相信每個「過來人」都會很珍惜讓他們學習和嘗試「個人選擇」的這個「大環境」。

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條件、空間和意識，全部與「資源」和「教育理念」息息相關。為什麼每一班級的學生人數要有限制？ 為什麼要「四年一宿」？ 為什麼要有豐富的學生活動？為什麼要有選修課和通識課？做學生的時候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直至學制有「四改三」的爭議），後來做老師和教育行政人員後才更深體會這些「既有條件」都是「教育理想」的體現，相信提供前曾經歷教育理想和資源運用效益的論證。謝謝中大早年的各位掌舵人！

我四十歲再進入中大修讀EMBA，相比起BA ，課程對我個人發展的影響相對比較少，因為人生階段和個人學習目的與本科不同。兼讀形式自然聚焦於管理專業的學習，對在非營利機構工作的我來說，屬於「開闊視野」多於「學以致用」。 同時通過同學的網路，也更理解不同行業管理人員的情況（小部分的同學不是在工商機構工作的）。 

對我影響特別大的是EMBA 的學習方式（小組、案例、遊學），同學之間的互相學習，這對我是「意外收穫」（當時我還未轉任培訓工作），我其後授課和策劃課程的經常採用這些手法。現時我在香港教育學院開辦《藝術管理和文化企業行政人員文學碩士》EMA(AME), 也是因為深深體會針對資深管理人員的培訓課程， 一定要學生「門當戶對」才能達致最大的學習效益。 

下次再談個人的「教育理念」。